南京男子上门掌掴男童事件：面对持续争议，唯有法律才能一锤定音
来源：阿白律师网 时间：2022-11-14
伴随着更多信息的释出，“南京男子上门掌掴男童”事件陷入持续争议之中。也就是基于“鲁某掌掴男童的行为”，人们开始进行前前后后的事理追问（更偏重道德一些）。这使得从整体上来看，两家人好像都有不对的地方，从而导致“鲁某掌掴男童的行为”就被悬搁起来。
甚至在风评层面，还刮起了“反转风”。虽然人们普遍认为“鲁某掌掴男童的行为”肯定不对，但是摊开事理，有些人却又对鲁某共情起来。为此，立场不同的两派还在评论区互撕起来，而且各自的理由都还一板一眼的。
然而我想说的是，但凡是个讲道理的人，无论是“批鲁派”，还是“挺鲁派”，都其实并不认为这事只有一种解释，而是不希望这事只有一种解释。作为“批鲁派”，更多倾向于法律的立场，也就是不管什么原因，都不是你鲁某打小孩的理由；而对于“挺鲁派”，更多基于道德的立场，也就是从事情的发生上进行缘由追溯，从而最终回到反思层面。
这样掰扯开来，所谓持续争议似乎好像就不那么拧巴了。因为追根溯源，人们最讨厌的是熊孩子、熊大人、熊老人。换句话说，所有的恩怨、冲突、争议，都源于一个“熊”字。就此而言，显然持续争议更在于争普遍事理，议普遍是非，而非只是针对这两家人展开的嘴炮大战。
因为我们很清楚，这件事情之所以走向全民热议，就在于它的代入感太强了。无论是小孩、大人、老人都能很好找到对应的角色，并且毫不违和地自问：“如果是我，遇到类似的事情该怎么办？”由此再看“批鲁派”那句“上门打我的孩子，我不出击还等什么？”和“挺鲁派”那句“打了我的孩子还不道歉，不打你等着过年吗？”，总觉得双方都在寻找导致疼痛的原因，而不是化解疼痛本身。
事实上找到疼痛的原因，也只是为把对方弄伤，让对方也痛一次，并非意味着自己的痛处就真的被抚平了。所以从本质上讲，“批鲁派”和“挺鲁派”的逻辑机理是一样的，都没有完全进入法律的序列。要知道，法律是对道德的最低要求，道德是通过对人的内心约束来维护秩序的，但它的力量是有限的。
就拿“鲁某掌掴男童的行为”来讲，如果只是用道德审判，很容易进入“冤冤相报”的仇恨困境之中。所以对于“挺鲁派”那句“打了我的孩子还不道歉，不打你等着过年吗？”来讲，即便存有朴素的正义感，但是这却不是现代社会中该鼓励的正义感。至于“批鲁派”那句“上门打我的孩子，我不出击还等什么？”，同样也是这个道理。因为解决纠纷的关键所在，是要斩断仇恨，而不是将仇恨弹来弹去。
不得不承认，对于那些最严重的违背道德的行为，必须借助法律的手段来惩罚。这样也就可以形成法律和道德的良性互动关系。正如罗翔所说：“对那些最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进行法律上的惩罚，也能使人们尊重规则，自觉地约束自己内心的邪恶。如果只有道德没有法律，长此以往，人们也会无视道德规范。”
换句话说，法律的规定可能无法改变人心，但它能管制和惩罚那些丧心病狂的人，并且通过管制和惩罚可以告诉更多人，丧心病狂除却会让别人痛苦，也会让自己痛苦。一言以蔽之，法律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维护秩序，而要维护秩序必须以惩罚为后盾。因为只有秩序才能让人类的行为具有相对的确定性。
于此在看待“南京男子上门掌掴男童”事件时，既然这事已经闹到众人皆知的地步，所以不管双方会不会和解，检方都应该介入。因为从公共层面考量，如果对这件事情不能从法律层面一锤定音，那么纷纷扰扰的杂音，很容易让涉事的两家人陷入更大的不确定性中。
所以争议是一回事，检方介入是另一回事。要知道，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，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，没有以惩罚为后盾的法律规则，社会将变得混乱不堪，乌托邦的结局很可能是人间地狱。所以对于鲁某的法律惩罚来讲，即便从情理上讲可理解，但是从原则上讲真的不可原谅。
因为原谅本身不只是撤回惩罚，还包括底线的撤退。我们可以试想，如果轻易就把“大人打小孩”原谅，那么就意味着“大人打小孩”会进入模糊地带。可我们都清楚，严肃的、不可动摇的事情，一旦进入模糊地带，往往就会造就更大的不幸。
至于“挺鲁派”，更准确地讲应该是想给这场冲突归因。也就是打人男童的家长要是如何做，鲁某就不会如此冲动了。这种归因当然是没问题的，但是不等于鲁某就不该接受惩罚，这是两回事，不应该混为一谈。
因此在争议“南京男子上门掌掴男童”事件时，最好是道德的归道德，法律的归法律，公共层面可以畅所欲言，可以批判，也可以支持，只要逻辑讲得通一切都是容许的。但前提是，在不攻击两家人的同时，也不要互相攻击。否则所谓的争议就失去现实意义，终将沦为不幸的泡沫随风而逝。
